● 离体类囊括了一半(50.5%)的管线，其中约一半处于I期。CAR-T疗法(86.9%)在离体类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TCR-T和CAR-NK/NKT疗法。
由于技术进步，相当大比例的CAR-T疗法进入了后期开发阶段，包括两项在2021年获得上市许可。此外，一些TCR-T疗法和CAR-NK疗法通过IITs进行了前期临床研究，并从去年开始进入IND注册的临床试验。
● 体内类有39种药物，包括20种溶瘤病毒产品。AAV介导的体内基因治疗近年来在国外发展迅速，国内也有少数管线进入临床阶段。
● 在非基因类别中，非基因修饰的干细胞和体细胞疗法(64.7%)占主导地位，而其余的是免疫细胞。
其中，TAA/TSA靶向T细胞、DC和TIL疗法都是个性化过继细胞疗法。包括下一代测序技术在内的新技术的结合使它们成为对抗癌症的有希望的武器。两种TIL产品已经获得IND批准，预示着未来乐观的前景。
GCT主要针对癌症
大多数GCT药物以癌症为主要适应症，上述三类中分别占96%(462例)、67%(23例)和33%(142例)(图b)。
血液肿瘤在离体肿瘤中占主导地位，而实体肿瘤在其他两个类别中所占比例更高。CAR-T产品在血液肿瘤方面取得突破，疗效优异。目前，全球已有7种靶向CD19或BCMA的CAR-T产品获批。不出所料，这两个目标在中国的研究最多(图c)。
实体瘤的异质性和肿瘤微环境使CAR-T细胞治疗的效果较差。尽管如此，在实体瘤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包括为NK细胞配备CAR分子，为CAR-T和TCR-T细胞寻找新的靶点（例如，抗GPC3 CAR-T、抗NY-ESO-1 TCR-T），用细胞因子武装CAR-T细胞。
三类GCT产品的不同发展路径
中国GCT的双轨监管模式使GCT能够通过IND注册试验或IIT启动临床开发。IIT试验更加灵活，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早期人类数据。首先启动IIT，然后将IND作为药物提交给CDE，这是中国许多GCT产品经常选择的开发路径。NMPA发布的2017年“细胞治疗指南”，更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2017年CAR-T疗法在国外的上市批准，共同刺激了整个管道的发展。IIT试验的技术标准最近也变得严格和明确，越来越等同于IND试验。在2017年之前，风险较小的细胞疗法，如进行IIT的非基因编辑MSC疗法，所占比例更大。2017年后，IND注册和IIT试验蓬勃发展，尤其是测试离体类别的试验（图d）。鉴于自早年以来就被定义为药物，体内类别显示出不同的趋势。开发人员分布也显示出类似的模式。
展望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双轨监管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GCT的发展，特别是在2017年之后。中国的监管模式与美国的监管模式不同。在美国，GCT应申请IND或研究者-IND，两者都需要向FDA提交IND申请。然而，中国和美国的监管都致力于统一和严格的标准，这是GCT稳定发展的基础。此外，在美国，生物制品受《公共卫生服务法》第351条和第361条的监管，受第361条监管的产品（风险相对较低）无需申请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最近，一位FDA专家提到考虑对一些受第361条监管的产品采用中间监管途径，这也揭示了未来的趋势。未来，更多基于风险、分层监管的GCT将在管理风险的同时培育创新。
IIT可以在研发过程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IND注册的试验更加标准化。如何更好地连接这两条路径并保持其优势仍然是一个挑战。如前所述，一致的技术标准和基于风险的方法是GCT监管的关键。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发布一致的技术指导原则，并根据风险对GCT临床试验进行分层监管。加强种族审查对于受试者保护也至关重要。最近在中国发表了GCT种族审查的具体专家共识和指南，我们期望更多关注患者保护。除了法规，更大的鼓励医疗需求驱动的研发，以及更多的努力建立制造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将更多的新GCT产品从实验室带到中国的患者。
文献来源
Yin C, Gao J, Li G, et al. Gene and cell therapies in China: booming landscape under dual-track regulation. J Hematol Oncol. 2022;15(1):139. Published 2022 Oct 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