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却像个局外人。他穿着厚毛衣在宾馆房间来回踱步，对肖全感叹：“写诗太难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像样的诗。”更现实的问题是生存：“我们在北京研究过，吃什么样的食物最省钱，写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朗诵会后的场景更显荒诞。诗迷将诗人们堵在化妆间两小时，顾城突然面色铁青拉开房门，用胳膊肘“杀出一条血路”。而在诗人叶文福的房间里，数名热情诗迷簇拥着这位刚在台上朗诵《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房间内洋溢着热烈的文学交流氛围。
望江公园的竹影中，顾城才是真正的孩子。他把枯藤编成花篮挂在脖子上，盯着木匠锯木头出神：“我特喜欢这些木屑，都是新生命！”谢烨则静静站在他身边，像守护易碎的艺术品。
回到故事起点。1979年7月，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23岁的顾城遇见了21岁的谢烨。当有人占了谢烨的座位，她只是默默站到顾城身边。后来顾城在情书里写：“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
顾城为邻座所有人画了速写，唯独不敢画谢烨。直到深夜，两人聊起诗歌与童年，临别时顾城塞给她一张写有地址的纸片。谢烨的回信带着诗意的果决：“这是命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命运是漫长的。”
这段恋情遭到谢烨母亲的强烈反对。顾城的怪异让这位护士不安：他常扣错衣扣，曾因打不到车而撕碎20元人民币。为表决心，顾城竟做了个木箱子躺在谢家门口，扬言见不到谢烨就不走。
婚前谢烨母亲最后的要求是让顾城做精神鉴定。诊断书上“精神正常”四个字，为悲剧埋下伏笔。
1980年代初的诗歌黄金时代，顾城享受着明星般待遇。他的《一代人》被无数青年传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演讲会上有人高喊“诗人万岁”，他和谢烨辗转全国参加诗会。
但裂缝已在蔓延。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坦白：“我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生活中他确实如此：不会扣衣扣，情绪失控时会坐地耍赖。谢烨辞去工作专职照顾他，如同照料巨婴。
1986年北京诗会上，批评者围攻顾城时，一个叫英儿的女孩突然起身维护，未语泪先流。顾城夫妇感动地与她成为朋友，却不知这正是灾难的序曲。
1988年移居新西兰激流岛后，顾城的偏执彻底释放。他辞去奥克兰大学教职，买下破旧农舍追求“田园牧歌”。当谢烨生下儿子木耳，顾城竟视孩子为争夺爱的敌人，逼迫谢烨将婴儿送养给当地毛利酋长。
更荒诞的是顾城对英儿的执念。出国前夕，英儿当着谢烨面向顾城表白。顾城竟要求谢烨接受“三人同居生活”。1990年，谢烨含泪帮李英办好签证，三人同住岛上。谢烨甚至为情敌手洗衣物。
岛上生活揭穿童话。为补贴家用养了200只鸡，遭邻居投诉后，顾城在鸡舍周围布下老鼠药毒死野猫。当谢烨指责他残忍，顾城反骂她“伪善”。在这之后，英儿与跟别的男人私奔了，顾城精神彻底崩塌。
1993年10月8日成为最后的句点。当谢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顾城举起斧头。在给儿子的遗书《你叫小木耳》中，谢烨曾写道：“妈妈要出门了”，却不知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永别。
关于凶器存在争议。顾城姐姐顾乡坚称斧头只是“偶然在场物件”，与案件无关。但警方报告明确记录：谢烨头部遭斧击倒在小路，顾城在门前树上自缢。
更深的悲剧在时间差：谢烨重伤后一个半小时才等来直升机，而顾城自尽前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现在就去死，别拦我。”
回顾这段婚姻，谢烨早有预感却无法抽身。她曾对友人感叹：“爱上天才是幸福，嫁给天才是不幸。”但儒家道德观让她选择隐忍，正如密友文昕所言：“谢烨是受儒家毒化很深的女性。”
谢烨的包容助长了顾城的病态依赖。当英儿介入时，谢烨的密友文昕曾痛心道：“英儿的表白种下罪恶种子。”而谢烨的优雅变成枷锁，她默默忍受三人行的荒诞，直至遇见尊重她的华裔学者“大鱼”，才萌生逃离勇气。
顾城对谢烨的依赖本质是病态占有。他不准谢烨打扮，连她穿泳衣与舒婷游泳都心生不满。在他心中，谢烨必须永远属于他一个人，连儿子都不能分享这份爱。
成都望江公园的照片里，顾城帽檐下的眼睛依然清澈。如今这张照片被收录在摄影集《我们这一代》，与顾城寄给肖全的诗句形成残酷互文：“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悲剧的根源或许不是斧头，而是顾城从未长大。他沉溺于“童话诗人”的人设，却无力承担真实生活的重量。谢烨用母爱般的包容喂养着这个巨婴，最终反噬自身。
三十年后重读顾城的情书依然动人：“我要把世界轻轻推开，见到你。”但推开世界的人，不该把爱人也推入深渊。激流岛的海风带走了血色往事，唯留警示：再美的诗歌，也救赎不了扭曲的灵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